本文转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驻
埃及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,转载的目的在于向出国人士提供儿埃及最新的商务新闻动态。近日，埃及与
土耳其外交战升级。先是23日埃及外交部宣布驱逐土耳其驻埃及大使，将两国关系降至代办级。几小时后，土耳其如法炮制，宣布埃及驻土大使同样“不受欢迎”。埃土关系急剧降温。对此，土耳其显然应承担更多责任。埃及军方7月初推翻穆尔西政府后，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仍多次表态支持穆尔西，呼吁释放穆尔西，甚至要求审判下令对穆尔西示威者实施清场的埃及当局领导人。据埃及媒体称，穆兄会领导人在土耳其多次秘密集会，继续策划针对埃及的“阴谋”，由此最终触怒埃及当局。从更大范围看，土耳其遭埃及外交冷遇，不过是土耳其近年外交受挫的缩影，其根源则是中东剧变后土耳其鲁莽冒进的中东政策。2011年中东剧变前，土耳其在中东推行“与邻国零问题”外交，但中东剧变后，由于许多阿拉伯国家受到“中东波”冲击，并开始追捧土耳其“伊斯兰+民主”模式。在此背景下，土耳其以为迎来“战略机遇期”，因此外交政策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弯，由“与邻国零问题”外交一下转为到处鼓动民主与政权更替。埃及变局后，埃尔多安是第一个公开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外国领导人。利比亚发生动荡后，土耳其卖力地支持利比亚反对派。
叙利亚陷入动荡后，土耳其公开要求巴沙尔下台，并积极扶植叙利亚反对派，为叙主要反对派“叙利亚全国委员会”提供大本营，积极操办“叙利亚之友”国际会议，等等。通常来说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是一国外交追究的恒久目标，通过何种手段和方式实现这一目标，更是考验智慧和能力的关键。当前土耳其“中东新政”看似是因势利导，“以变应变”，实则已经背离了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初衷。中东剧变前，土耳其“与邻国零问题”，显然可以通过与邻国搞好关系来推动经济合作，因而这一时期政策手段与目标基本一致，土耳其地区影响力稳步上升。但中东剧变后，土耳其鼓动民主自由和政权更替的“中东新政”，实际是将自身利益一厢情愿地依托于“民主自由”等十分虚幻的东西，因而政策手段日趋偏离国家利益的大方向。而且，即使从能力与目标角度看，土耳其版的“中东民主改造”计划也超出了它自身的能力范围。尽管土耳其经济在世界排名第17，是“展望五国”和G20成员，但土耳其充其量是中等强国，美国都没有能力“民主改造”中东，何况是土耳其！事实表明，土耳其在中东鼓动政权更替，好处没多少，坏处却显而易见。多数阿拉伯国家国情特殊，尤其叙利亚、利比亚等国教派构成复杂，由此决定了这些国家内部动荡绝非外界想象的“民主对抗专制”的简单范式，即使这些国家出现政权更替，也并不意味若这些新政权必然是“民生国家”，更不一定亲土耳其。以叙利亚危机为例。由于土耳其等外部力量煽风点火，叙利亚危机日趋升级为全面内战，并由此产生一系列外溢效应。一是大量叙利亚难民逃往土耳其，使土耳其政府不堪重负。二是叙利亚权力真空增大，使其境内东北地区的库尔德人独立自主倾向日渐增强，由此与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问题形成共振，埃尔多安政府年初与库尔德工人党达成的和平协议陷入停顿。对此，土耳其是有苦说不出。而这次埃及与土耳其交恶，又给土耳其“中东新政”沉重一击。当前，土耳其在中东剧变中的抢眼表现，看似风光无限，气场十足，实则进退两难，正从“零对手”转向“零朋友”。土耳其日渐成为中东剧变的最大输家。
